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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结过几次婚(杜华的老公)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寇大举进攻冀南、冀中地区,29军败退。那年阴雨连绵,河水猛涨,平地水都近一米深,行走不便。秋季日寇逼近县城,我们杜氏几家当晚乘船外逃,行船一夜才到了离县城六里路的青杨树村的亲戚家。第二天日寇就占了县城,没有逃出的妇女遭到奸污,东西遭到破坏。日本鬼子急于南下,水大桥洞不能通船,把石桥都炸开了。日寇没有久停,继续南下,敌人走后我们又回到城里的家。这时,当地的*逃跑了,土匪四起,国民党*的散兵随处可见,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只有躲在家里关上门子保平安。后来,我县的开明绅士贾矩卿老先生,在乡亲们的推荐下组成了临时*,秩序逐渐平静。衡水党的地下组织也开始活动。

1、兄妹参军,全家抗日

1937年冬八路军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县城。我县的第一批青年参了军,进入八路军东纵学习班学习,其中就有我二哥杜濂和三姐夫赵明。他们学习回来后就组织战委会、妇救会等人民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弟弟杜民只有十三岁,受兄长们的影响,也想去当八路,他就自己买窝头和老咸菜吃,锻炼吃苦,曾经偷偷离家,独自骑车跑到南宫去当兵,后被家人找回。

杨秀峰和夫人孙文淑

我于1938年夏天参加了衡水县组织的师范未毕业同学的训练班。后来得知冀南行署干部学校招生,经父亲同意,我和弟弟还有一个侄女去报考干校,我们都被录取了。我的原名杜锡珍改名杜华,弟弟杜锡璘改名杜民,那个侄女改名叫杜国。这样,我和二哥杜濂、三弟杜民和三姐夫赵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投入到了抗击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学校原在南宫县城内,因敌机扫射,迁到附近村子里。学校校长是杨秀峰,在校讲课的老师都是些负责人,杨秀峰的夫人孙文淑担任秘书长,还有王蕴瑞等。我们在校学习了不少抗战知识和革命理论,从此改变单纯学习的想法,提高了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坚定了抗日的信心。1938年10月由魏明、张若萍介绍我加入中国*,是经中队指导员、党支书谢光谈话后批准的。1938年11月转为正式党员。1938年冬日寇进攻南宫城,干校随行署南迁到广宗、威县一带沙行子里打游击,后因情况紧急,干校宣布学习结束我们也就算毕业了。大部分学员回本县工作,小部分学生留行署民运工作队工作,工作队属于行署民运科领导,科长刘铁之。我和弟弟都分配在民运工作队,我在广宗,他在威县。当时分配到广宗县工作队的还有魏明、石磊、李勉、温光华等人。第一任队长是王肃武,第二任队长是一位姓董的同志,一起工作的还有129师民运工作队的王亚琳、姚西平等。

2、我的父亲和家人

在冀南行署干校学习期间,父亲曾派大哥来广宗看我们。那次我和魏明、侄女杜国请假随大哥回家探亲,见到父亲和祖母非常高兴。父亲叫我不要想家,要好好工作,我也更尊重、更敬佩他的爱国心。我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归队了,而这次杜国留在家没有归队。

1939年夏日伪政权扣押了我父亲,以查户口为名,要我们兄妹二人回城,实际是想要钱,后托人保外就医,此后我父亲就不敢在家住了。全家人离开了衡水西街的家,分散到各处临时居住。大嫂回娘家,父亲、奶奶和二嫂(杜濂的妻子)还有小广运(二哥的儿子)搬到支家村(二姐的婆家)落脚。当时我带着不安的心情抽时间去看望奶奶和父亲。因为我们兄妹抗战连累了父亲,被敌人抓去,虽没有严刑拷打,但威吓辱骂受尽侮辱,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对此父亲他能坦然对待,对我们没半点怨言,更不埋怨,但对敌人更加仇恨,要我们坚决抗日工作不要挂牵他们。随后我跟机关由路北去了路南去工作,再没有去看过父亲和奶奶。后来由于贡家台安了敌炮楼,支家村不能住了,他们只好又回到城内家中。父亲白天不敢露面,只在酒坊里呆着,晚上才出来到家看看奶奶,在后边菜园子地里活动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民还偷偷地回去给他送《论持久战》等文件,他思想非常进步,对抗战也很有信心。

由于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又不能得到充分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心中又很郁闷,1939 年冬天,父亲的肺病复发了,由于战争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就在奶奶生日的第二天,十一月初九去世了,终年57岁。当时虽然我们兄妹三人都在本县工作,但每天打游击,没有固定地址。等得到消息后,我冒险回到家中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看望奶奶。等我赶到家时,父亲的棺材已封口,没能见上父亲的最后一面。大哥高价请人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可惜照片没有保存下来。那次我在家只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就回*了,没能去为父亲送葬。后来听说在父亲出殡时奶奶亲自坐在头车上去坟地送父亲入土为安。当时奶奶很想让我留在她的身边,多住几天,由于抗日工作不能在家久留,只好痛心地离开家,与奶奶告别,此后再没有见过她老人家,直到奶奶于1943年85岁时去世。我们家原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我一直盼望抗战胜利后能全家团聚,父亲的死使一切都成了泡影。从此我的家庭观念打消,献身革命的思想更加坚定。

1942年,在六分区民运科工作的二哥杜濂的夫人屈志洁来队探亲,他们返回衡水时,我和他们两人同行去看望姥姥。先从分区所在地武城一带到枣南县大金村堂姑夫步介纯家,然后由步家派车去了二嫂屈志洁的姑母家律村。我一人步行去东庄村姥姥家。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二次看望姥姥(第一次是在1939年冬),她老人家显老多了,精神、脑子还好。住了几天由舅父送我到衡尚营骑河王找杜濂和屈志洁,又去看了三姐杜锡瑔和姐夫赵明。赵明时任县*秘书,三姐带两个孩子住在根据地,她的家成了堡垒户,掩护干部供他们吃住。当时听说杜民与张娟结婚了,但没见到他们两人。大概在五月初和杜濂一起返回外祖母家,又到良心庄三姐的外祖母家,他家派车送我们到大金村姑夫家,在途经的路上看到有些丢弃了物品,周边气氛又很紧张,到村里后才知冀南区四月二十九遭敌人的合围扫荡,后称4. 29大扫荡,冀中区五月一日遭敌人扫荡称五一大扫荡。两地的大扫荡,我们都避开了没有得到消息。杜濂从那里就回分区了。在步家还住着在“4.29”中负伤的于烈、朱介子(行署的领导干部)等,他们都在那里养伤,由本村的大夫治疗。我也留下来治沙眼,和于烈住在一起,暂时没有返回岗位,当时我还不知道清河的女干部都撤到了枣南县。从步家治好眼睛后返回*,分配到冀县抗联。6月11日敌人又来了一次大的扫荡。

3、我和我的战友们

1939年春冀南区环境恶化,有的县城被日本鬼子占据,地方干部活动困难。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上级号召干部地方化,动员我们回本县工作,并交给我们在地方建立交通站的任务。我和魏明、石磊接受任务回到衡水县东盖村,我们三人在魏明的婆家商议建交通站的事(魏明的爱人王痴民抗战后在青纵前身段海洲*打仗时下落不明,很可能是牺牲了),找到魏明亲戚五叔为对象。后因石磊的家属不同意石磊留在本县工作,石磊返回行署并将建立交通站的任务推掉了。我们离开行署时带着党的关系介绍信,这是一张只有三寸长的纸条,是行署主任荆杰写给王任重和马一之的。当时衡水县*正在筹建,我们交了介绍信后,在魏明家等待分配。当时的县城已被日军占领,不能回家,我就设法与家里取得联系,父亲派长工老彭给我送来了钢笔,还有送给魏明家织布用的线。1939年4月组织上通知我和董书立、马浩在东城组建办事处,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县妇救会成立,主任姚文藻(后改名刘树,曾任过**),还有杨钧,邵玉顺等人在一起工作。其间地委*王任重曾来本县视察工作。他平易近人,经常一起谈天。当时魏明的名字叫魏淑惠。王说,这名字太大小姐气,没有革命味。他给魏明起了三个名字:为明、未明、魏明。她选了魏明,一直沿用。当时**刘辉、县长贾殿阁、秘书张海峰、战委会主任赵明(我三姐夫,1937年冬参加工作,1947年随刘邓大队南下牺牲),二哥杜濂在县大队任教导员。

李松霄

1940年春我和魏明调武邑县妇救会,我分配在八区妇救会,魏明分配在六区妇救会,后调任六区区长,她是五地委第一位女区长,工作成绩很出色,威望影响也很大。当时的县长是李松霄,**孙森甫。妇救会主任国芸。1940年夏秋敌人抢修石德铁路,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斗争很残酷,敌人扫荡频繁。1940年秋季组织调我到冀南区委党校学习(番号西湖),遇敌人扫荡时即随区委活动转移。在党校讲课的都是党委的负责同志,王任重、张策、任仲夷等,同时学习的有刘光、王祚珍(康毅)等我们六师同学,还有陈毅、李秀敏、尼惠林、李秀中等七级的女同志(以后都是军级*夫人)。学习结束我与李柱(五分区妇救会主任王青的爱人)留妇救会工作,后来李柱去了大名一地委,我分在总会生活改善部,部长褚连柱,赵全石也去了改善部。王贞元、李先在宣传部和组织部,总会主任是康敏斋,副主任是李珀(文化大革命后在武汉看过她),组织部长肖慧纳(王任重夫人)。1978年王任重在陕西任第一*,后调*先后担任副总理和*副*。1997年曾在王家吃饭,后来还见过几次面。宣传部长王玄、刘选。妇救总会女同志有四个大高个,刘选、王玄、大张还有我。1940年我随李珀主任出差到三地委视察工作认识了妇救会主任周云芳,副主任刘毓敏,广平县主任周真(当时都叫她二周)。解放后周真支援教育战线到陕西省音乐学校人事处任处长,现已86岁,群众关系极好,周老太在院内无人不知。她爱人革平同志曾任医学院党委*,也是我们38年的老战友,他当时在肥乡县三地委,已去世。我还认识了衡水老乡王浩(曾任五地委宣传部,解放后曾任政法大学副校长)。1941年夏我调到清河县妇救会工作,与李宇主任(刘桐化爱人)同时去的,不久李又被调走,王书云任主任,我在改善部。当时的干部有大柏小柏姐妹两个,还有赵伟,还有最小的一个李瑞山。他早已订婚,在家庭包办下结了婚,人称小女婿(李曾任邢台地区副专员)。当时**潘XX。县长王肃武,前任县长张X阁,农会主任苑XX,青会主任郭之泉。

1942年春清河县环境恶化,敌人活动频繁。我们工作难以进展,妇女干部化整为零,以小学教员为掩护,最后还是坚持不了都撤了出来。那时二嫂来队探亲,当他们返回衡水时,我与他们一起去看望外祖母和其他家人。后来又到步家治疗眼睛。敌人气焰嚣张,一个半月之内,接连在冀南区和冀中区进行了“4.29”、“5.1.”、“6.11”三次大扫荡。当时我还在步家治眼睛,愈后分配到冀县抗联。由于环境恶化,精减机构,工青妇群众团体合并为抗联,领导干部也下放,妇救总会主任李X到分区抗联任主任,分区妇救会主任李云石下放县抗联任主任。当时周真、崔哲民也去了冀县。冀广民在冀县*,我和孙持共同包村。我们的活动地区大多在全村孟领一带,后来敌人安了炮楼,我们的抗日村长变成了忠于我方应付敌人的两面维持会长,经常向据点了解情况,向我方报告。我和孙持都是白天躲在村外庄稼地里,晚上开展工作,避开敌人的扫荡。有一次我们工作的村子的干部与据点伪军联系告诉敌人不出来扫荡,我们就没有去村外边地里,在村里工作。突然日本鬼子进了村,并包围了村子,往外跑是不行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生病躺在炕上,我们装作家人照顾病人。日本鬼子各家各户搜人去场院里开会,搜到我们住处强迫去开会,我只好跟他们去到场里,这次来的都是日本兵,没有伪军,只有一个翻译。场里坐满了群众。我和孙持就坐在群众当中,翻译打了一个老头,说是老八路。村干部给翻译一些钱就放了老人,翻译又说有两个妇救会站起来,当时我们想是否有人告密,他真的有所指吗?群众也为我们捏了一把汗,这时有一个小女孩到场边去小便,翻译喊跑了妇救会,他这喊我们放心了。他是胡乱说的没有目标,日本队长开始训话,什么东亚共荣圈等内容,讲完话就走了。村干部和群众都围过来说真为你们担心,说明咱们村里没有坏人。没有人告密敌人是抓不住人的。这是一场虚惊。说明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干群关系的融洽,勇于掩护抗日干部。

还有一次我们住的村子里来了许多日本兵,在街口抓鸡烤火没有停多久就走了,我们在房子里看得清清楚楚,幸运的是没有进我们的院子。另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村外枪声响了。刚上任的区小队指导员张昭剑立即集合队伍,并说你们带领群众撤退,我掩护你们,我们安全转移了,张指导员负伤了,子弹从脚踝骨打穿,住在老百姓家养伤。我和孙持同他住在小金村一个老百姓家里,有一次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躲到猪圈底下的洞里,上边正是敌人活动的地方,敌人整整呆了一天,吃喝抢东西,天黑才走了,我们在洞里听得很清楚,因为有好的群众基础,我们是安全的。

9月12日敌*扫荡,重点是合围冀南区党委和六地委机关活动的枣南县,由于领导机关转移,敌人扑空了,便大肆烧杀老百姓。10月17日敌人又一次扫荡,**主任刘志坚,受伤被捕。行署秘书长艾大炎

,曾用名艾秀峰。河北省武清县人,1938年11月参加革命,1943年5月加入中国*.建国后,他历任河北省人民*委员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兼常务干事,*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司长兼对外联络司司长和学校人事司司长,高教部党组成员、教育部党委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局*.*科学技术干部局副*、*科学技术干部局负责人等职,1983年离休)

突围时也被捕,关押在大营据点内。当时我们的敌伪工作做得比较好,内线关系协助我们摸清了情况,有的伪军还给刘主任送吃的东西,还得知敌人19日要押送刘主任去枣强县城,领导指示十九团楚大明率两个连从敌人押送的车队上救回刘主任。*埋伏好,敌人路过时开枪射击。当时刘主任指使车夫要向搭救方向去,战士从车上背下刘主任(艾大炎没有救下来,被送到县城),群众高兴极了,十九团也立了功。我们当时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枪声、群众的欢呼声听得清清楚楚。艾大炎是日本留学生,会日语,被送往德州,经过敌人的多次周转,最后也逃出虎口。

1943年春,我从冀县调到临西县,在行进途中正逢敌人扫荡,因我们是单独活动,未与敌人直接相遇,后来听说这次扫荡突围中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负伤,由于缺医少药最后牺牲了。在临西*报到,被分配到十区任抗联主任。那时已精兵简政,领导一元化,区里仅设三人领导小组(区委*、区长、抗联主任)。*石光华、区长郭小湖和我,区委*刘兰英也参加领导,我们的领导班子是坚强团结的,我们的区是接敌区,有尖庄一个大据点,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我们经常住党尔寨一带,张堤是接敌区,离炮楼很近,只有晚上去活动。张其昭、张其立就是这村子里,他们活动比较方便,十区工作开展不错。*领导班子也比较强,**冯子华(*派调的、后归队了)、县长解范民、武委会主任张还吾、抗联主任马毅。各方面关系也比较协调,大家心情都很愉快干劲也大。

1943年冀南区大灾荒,大部分地区出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旱灾。群众难以生活下去,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推到丰收的地方河南、山东变卖换回粮食,由于敌人的封锁,粮食被扣不能按时返回家中,有的老人在等待时饿死家中,还有人外出讨饭饿死他乡。饿死的人比抗战牺牲的人还多,我们和村民曾亲手抬埋过一个饿死村头的老太太。自卖他乡求生的妇女,灾荒过后都由我们开证明信回来合家团圆。

在1944年,有一次*开会,为防止敌人袭击,冯*要我派人警戒,发现敌人鸣枪,不要正面接触。我区武装干事王风安刚从边区受训回来热情很高,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带领民兵放哨防范,当晚尖庄据点敌人出动与民兵遭遇,在撤退时王风安同志手臂负伤,当时伤势并不严重,由于缺医少药和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无奈只好截肢也没能挽救生命,小王只有20岁,刚结婚又是独子,只有一个小妹妹。我亲自去他家安慰老人,老人已年过半百,悲痛万分。当时的恤抚费只有几百斤粮食,老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离开临西县一直挂牵这事,曾给*党史办写信介绍了王风安同志的情况,他们回信王家的烈属待遇早已落实,我才放心了,但还是时常想起年轻有为的小王同志。

我与何一零同志

1945年4月12日在冀鲁豫*局结婚。当时一零在*局任科长。从那时起,我和一零同志共同生活了57年。我们的结合没有人介绍,是从认识后逐渐产生感情,经过一年多的了解后结婚的。何一零同志是独生子,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父亲何雅亭年青时在一家点心铺当学徒,为人实在,勤奋好学,很受老板喜欢,后来就把这个位于威县南街铺面交给了他。因为多年战乱,父亲经营的点心铺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因亏了本而倒闭。之后他回到广宗县刁家营家中务农,土改时成分划为中下农。母亲李文斌是个善良忠厚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干农活她是一把好手。一零还有一个叔叔早亡,只有婶婶和一个叫思明的哥,思明哥也常帮助父亲在点心铺里料理,破产后分了家。

一零1937年毕业于威县县立师范,在农村教过一年小学。七七事变后在本地参加了抗日活动,1938年5月9日经同学介绍入党。1938年7月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加八路军,在冀南**部报到。当时大家都想改名字,基本想法是名字要简单、笔划少,所以就选了“一”字头,有的叫一夫,有的叫一鸣、一下,丁一等,他就来个“一〇”.很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在报到时一位领导的代号正好是““一〇一”,

见到“一〇”这两个字说不象个名字,所以就改成了“一零”。抗战期间,父母在家务农维持生活,1942年因为灾荒年就带着小妹妹何之零来到根据地靠国家救济和生产自救渡日。日本投降后才回家得团圆,享受抗属待遇,土改时还分了房子,土地由村里代耕。姐姐何建玲嫁给威县贾家街尚之梅,生一女尚超峰,尚之梅1939年参加抗日在工商局工作,1942年因病去世,姐姐带着超峰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因此常住娘家渡过难关。大妹何玉玲(小名七妮儿)则嫁给了威县城内南街的王春堂。小妹之零自幼读书,直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离开临西县,随何一零同志调衡水专署工作,那时我们刚结婚四个月。一零同志任冀鲁豫地区*局副*,李占一任*,科长有王生正、白克一等人;我分在专署X科工作,科长张泽民;地区专员张海峰,地委*陈登昆,组织部长段毅,宣传部长王浩,社会部长王永修。刘目华、安桐复也是当时认识的。

由于衡水县城还被伪军戴月波占领,衡水专署当时设在武邑县的农村,我军收复县城后,专署移至衡水县城,多年的游击生活算是稳定下来。我的家在衡水县城河西街,那时家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了,大哥也因为我们参加抗日受到牵连,受了很多苦,担惊害怕,东西丢失,经济没落。当时二哥杜濂带*攻打县城后也驻防在衡水,他的两个儿子在抗战期间生病得不到治疗都病死了,特别是小广运,名字还是爷爷给他起的,他的小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三姐夫赵明在城关办事处工作。几位姐姐都回家来看了看,也算是一次家庭团聚了吧!老人都不在了,这不是原来想象中的团聚,大家都高兴不起来。

来源:杜民编著的《衡水八年抗战——纪念全民抗战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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